許煜：卡繆被審查掉的宣言
【茶杯雜誌】這次要說的不是書，而是一篇今年三月份在法國「世界報」發表的文章， 我覺得這篇文章比起任何一本書，都對香港當今的情況有相當的啟發性，所以我擱下了原來正在寫的法國作家Michel Houellebecq 的介紹。這篇文章出自作家卡繆（Albert Camus）一九三九年之手，但最終並沒有發表，原因跟今天很多極權國家情況一樣﹕被審查了。當年卡繆是阿爾及利亞小報「共和晚報」（Le Soir R publicain）的主編，文章原本是要在那裡發表的，文章呼籲記者要在緊張的時勢中保持自由意志，不要輕易地成為當局的喉舌。當時法國與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剛開戰不久，很多在法國發表的文章都沒有辦法在阿爾及利亞見報， 而自由、博愛等價值只是在「母國」出現，殖民地始終是殖民地。當今日香港人還在緬懷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其實並不知道究竟殖民地是甚麼。被殖民的人，也永遠都不會成為「人民」。像今天的法國，大家都很避忌「種族」這個詞語，但「黑」終究不是白，連膚色淺一點雖能操流利法語的黎巴嫩人，在背後也被稱為「灰」（les gris）。話說回來，由於兩國開戰，法國國內的反戰聲音都絕跡於殖民地，情況很是惡劣。
「清醒、拒絕、諷刺、堅持」
在這篇文章裡，卡繆為新聞工作者提出了四種抗衡阻礙新聞自由的方法，包括「清醒、拒絕、諷刺、堅持」。清醒，說的是要有分析事情的理性，任何謾罵以及散佈絕望情緒的報道，對分析事情毫無幫助，和我們現在每天看到的那些醒目報章標題，截然相反。卡繆並不是要維穩，不是大公和文匯那樣，而是有些事情你明明知道跟種族無關，但為了滿足部份讀者的胃口，或者為了要吸引群眾的眼球，不惜大肆發表「蝗蟲」之類的言論，不但於事無補，而且會造成更大的矛盾。
諷刺，則是以似是而非的方法將真相說出來，我想中國大陸的記者大都深明此道，如卡繆所言，通常以說大道理的腔調說出來的，十居其九會被審查掉，但以調侃的方式說出來，起碼有一半機會可以被刊登。可惜的是，卡繆這篇文章當然也是因為「諷刺不足」而被「斃掉」。堅持，說的是要有信念，這也是最難的地方，當我們整天都在討論「香港的意識形態」，其實香港缺乏的正是意識形態。我們要留意的是，自由、民主並不是意識形態，相反自由是基本權利，香港是一個以傾銷為主的商場，無論是地產商還是報章，只要有市場，最重要「快、靚、正」，其他的都沒關係了。你看看報章一時大罵地產霸權，一時又幫地產商聲討抗爭者、非原居民的耕作者，說穿了是「打份工」要生存的「實用理性」，但說到底又何嘗不是「藉口」？
但我最想要討論的是「拒絕」，卡繆說得很妙﹕「如果他不能說出所有他所想的，那他也可以不說出他不肯定以及不相信的」。如果編輯或者老闆不讓你說出你想說的，那你也可以不說出你不想說的。當然我們不能排除當文章刊登之時，可能已經面目全非，但這才更需要反抗，因為那是基本的操守。這一點不單應用於傳媒，而是任何「身不由己」的江湖人士。舉個例說，最近警察用滅火筒式的胡椒噴霧對付示威者，很多人都說為香港警察要感到羞恥，說他們已淪為國家的暴力機器；也有很多人為他們辯護，認為他們只是「打好份工」。誠然，要一個警員在執行任務時倒戈相向是不太可能的事，但也不是沒有可能——前幾天，西班牙的警察及消防員便決定除掉頭盔走到示威者群中。但我們至少可以期望，一名執行任務的警員在按掣的時候可以輕一點，可以將噴頭對準示威者的腳部或者沒有示威者的地方。他可以堅守崗位，但他也可以出錯，這便是一種「拒絕」。而當政府在立法會上公然說：一個強力八倍的噴霧跟一個普通的噴霧沒有分別的時候，那名發言人基本上保持緘默，選擇無言以對。這些都是警察和公務員在自已的職務內可以行使的自由，當你的上司要你說八倍不是一回事時，你大可以拒絕說謊，我相信以香港現階段的情況，無論是振英還是禿鷹，都還沒有可以明目張膽逼人說謊的膽量。如卡繆所說的「這種消極的自由，如果我們知道怎樣處理的話，相對來說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為它能為真正的自由鋪路。」
坦蕩蕩是一份理性
我將這篇宣言由法語譯為中文，交由一份報刊在七月尾發表。七十年前的文章，我今天讀來仍然有無比的震撼。卡繆所提倡的自由記者，並不是「私」，而是真正的「公」，也是一個「健康」發展的社會所需要的。「公」並不是說個人站在政府或者公共領域做事便為之「公」，「公」說的是一種普遍的理性，但這種理性並非「人是自由」這麽簡單，這也是一個社會培養獨立思考的基石，但如果國民教育只是教你成為一個缺乏獨立思考的「愛國者」，那才是「私」。一九三九年，卡繆的宣言，不但對今天的新聞工作者仍然有很大的意義，對於價值不斷在扭曲，公私領域變得模糊的社會而言，與及對於幾乎每個從事「公共」事業的人來說都有警示作用。孔子說的「君子坦蕩蕩」便是這種「公」的理性，但坦蕩蕩並不是教條式，並不是說父親偷羊，兒子便要立刻報官的那種硬邦邦的理性；相對「公務」、「警隊精神」及「司法獨立」而言，孔子的「坦蕩蕩」更像是康德所說的「讓自己的準則合符普遍的法則而行動」。
「清醒、拒絕、諷刺、堅持」
在這篇文章裡，卡繆為新聞工作者提出了四種抗衡阻礙新聞自由的方法，包括「清醒、拒絕、諷刺、堅持」。清醒，說的是要有分析事情的理性，任何謾罵以及散佈絕望情緒的報道，對分析事情毫無幫助，和我們現在每天看到的那些醒目報章標題，截然相反。卡繆並不是要維穩，不是大公和文匯那樣，而是有些事情你明明知道跟種族無關，但為了滿足部份讀者的胃口，或者為了要吸引群眾的眼球，不惜大肆發表「蝗蟲」之類的言論，不但於事無補，而且會造成更大的矛盾。
諷刺，則是以似是而非的方法將真相說出來，我想中國大陸的記者大都深明此道，如卡繆所言，通常以說大道理的腔調說出來的，十居其九會被審查掉，但以調侃的方式說出來，起碼有一半機會可以被刊登。可惜的是，卡繆這篇文章當然也是因為「諷刺不足」而被「斃掉」。堅持，說的是要有信念，這也是最難的地方，當我們整天都在討論「香港的意識形態」，其實香港缺乏的正是意識形態。我們要留意的是，自由、民主並不是意識形態，相反自由是基本權利，香港是一個以傾銷為主的商場，無論是地產商還是報章，只要有市場，最重要「快、靚、正」，其他的都沒關係了。你看看報章一時大罵地產霸權，一時又幫地產商聲討抗爭者、非原居民的耕作者，說穿了是「打份工」要生存的「實用理性」，但說到底又何嘗不是「藉口」？
但我最想要討論的是「拒絕」，卡繆說得很妙﹕「如果他不能說出所有他所想的，那他也可以不說出他不肯定以及不相信的」。如果編輯或者老闆不讓你說出你想說的，那你也可以不說出你不想說的。當然我們不能排除當文章刊登之時，可能已經面目全非，但這才更需要反抗，因為那是基本的操守。這一點不單應用於傳媒，而是任何「身不由己」的江湖人士。舉個例說，最近警察用滅火筒式的胡椒噴霧對付示威者，很多人都說為香港警察要感到羞恥，說他們已淪為國家的暴力機器；也有很多人為他們辯護，認為他們只是「打好份工」。誠然，要一個警員在執行任務時倒戈相向是不太可能的事，但也不是沒有可能——前幾天，西班牙的警察及消防員便決定除掉頭盔走到示威者群中。但我們至少可以期望，一名執行任務的警員在按掣的時候可以輕一點，可以將噴頭對準示威者的腳部或者沒有示威者的地方。他可以堅守崗位，但他也可以出錯，這便是一種「拒絕」。而當政府在立法會上公然說：一個強力八倍的噴霧跟一個普通的噴霧沒有分別的時候，那名發言人基本上保持緘默，選擇無言以對。這些都是警察和公務員在自已的職務內可以行使的自由，當你的上司要你說八倍不是一回事時，你大可以拒絕說謊，我相信以香港現階段的情況，無論是振英還是禿鷹，都還沒有可以明目張膽逼人說謊的膽量。如卡繆所說的「這種消極的自由，如果我們知道怎樣處理的話，相對來說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為它能為真正的自由鋪路。」
坦蕩蕩是一份理性
我將這篇宣言由法語譯為中文，交由一份報刊在七月尾發表。七十年前的文章，我今天讀來仍然有無比的震撼。卡繆所提倡的自由記者，並不是「私」，而是真正的「公」，也是一個「健康」發展的社會所需要的。「公」並不是說個人站在政府或者公共領域做事便為之「公」，「公」說的是一種普遍的理性，但這種理性並非「人是自由」這麽簡單，這也是一個社會培養獨立思考的基石，但如果國民教育只是教你成為一個缺乏獨立思考的「愛國者」，那才是「私」。一九三九年，卡繆的宣言，不但對今天的新聞工作者仍然有很大的意義，對於價值不斷在扭曲，公私領域變得模糊的社會而言，與及對於幾乎每個從事「公共」事業的人來說都有警示作用。孔子說的「君子坦蕩蕩」便是這種「公」的理性，但坦蕩蕩並不是教條式，並不是說父親偷羊，兒子便要立刻報官的那種硬邦邦的理性；相對「公務」、「警隊精神」及「司法獨立」而言，孔子的「坦蕩蕩」更像是康德所說的「讓自己的準則合符普遍的法則而行動」。
26/07/2012 09:46:32
在這個世紀，一個自由的靈魂是不太情願去感受諷刺的，在一個水深火熱的世界能得到甚麽趣味？但人類的美德在於，面對所有的否定時還能夠自立。
文/亞伯特 卡繆 譯/許煜
今天想要呼籲媒體自由而不被称為賣弄，不被指責為瑪塔哈利（譯者注﹕Mata-Hari，荷蘭人，以跳艷舞而聞名，週旋於各國外交官及軍官之間，影響了上流社會的風尚，被傳為德法兩個的雙間諜，一九一七年被法國政府以間諜罪槍斃），不被視為斯大林的侄兒是件很難的事。雖然這種自由與其他種種只是自由自身的一個面相， 但如果人們能承認並沒有其他方法去真正地贏得這場戰争， 那麽他們將明白我們悍衛它的堅持。
當然，所有的自由都有局限，但這也必須被自由地接納。對於今天為思想自由帶來的障礙，我們已進一步說出我們可以說的以及我們將要說的，以及直至足夠為止，所有我們可以說的。尤其是我們從不曾如此被當局一度強加的審查原則震撼過， 舉例說，一些在法國得以發表而又被審查關注的文章不得在《共和晚報》（ Le Soir Républicain ）上發表（譯者注：這份刊物在阿爾及爾發行，卡繆時任總編輯）。從這方面看，一份刊物要依賴某個人的心情以及技能的事實，比其他東西更好地展示我們所達至的不知醒覺的程度。
一個名副其實的哲學訓律是：在無法逃避的事實面前，不要散佈毫無用處的悲嘆。今天在法國的問題，不再是去知道如何保存媒體的自由，而是去追問面對這些對自由的壓逼時，一個新聞工作者怎樣可以保持自由。也即是說這個問題並不再是針對團體，而是個人。
我們在這裡僅想要定義的是，在戰爭以及其約束之中，通過甚麽樣的條件以及方法， 自由不僅可以被保存而且可以再次發揚。這些方法共有四個：清醒、拒絕、諷刺以及堅持。
清醒預設了對由仇恨構成的動力以及宿命論的抗拒。在我們的經驗世界中，很明顯，所有一切都可以避免。戰爭自身，作為一個人類的現象，可以在任何時刻通過人類的方法避免以及停止。只要對於近期歐洲政治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可以肯定，無論是哪一個戰爭都有明顯的起因。這個對事物清楚的看法排除了盲目的仇恨以及虛無的絕望。一九三九年，一名自由的記者，不要絕望並且要為他所相信的直相而戰鬥，如同相信他的行動將會影響局勢；不要發表會激起仇恨或者絕望的信息。這些都是他能力以內的事。
面對不斷升級的愚昧，我們必須同時拒絕某些東西。世界上任何束縛並不至於會使一個稍為正常的腦袋接受不誠實。甚至不太熟悉資訊運作方式的人，其實也很容易確保新聞的真實性。對此，一個自由的記者應該十分留意，因為如果他不能說出所有他所想的，那他也可以不說出他不肯定以及不相信的。所以評價一份自由的刊物，不但要看「要說的」，而且要看「不說的」 。
這種消極的自由， 如果我們知道怎樣處理的話，相對來說的也是最重要的， 因為它為真正的自由鋪路。所以，一份獨立的刊物要提供資訊的來源，幫助大眾去評價它們，拒絕洗腦，去除侮辱性言論，以評論來提升資訊處理的標準，簡要地說，在能力之內為真相服務。這個相對的基準至少容許它去拒絕世界上任何要它接受為謊言服務的力量。
現在我們說諷刺。我們可以說原則上，一個有傾向以及手段去施加束縛的人，是不太會對諷刺產生感覺的。僅用一個例子，我們不曾見到希特勒使用蘇格拉底式的諷刺。但諷刺依然是一個反抗極權的武器。它進一步補充了拒絕，因為它不僅容許我們反對那些假的，同時可以說出哪些是真的。
一九三九年，一個自由的記者，不要高估那些壓迫他的力量的聰明程度，否則他便太悲觀了。一個以教條式腔調說出的真相，通常十次有九次會被審查掉，而用調侃的方式說出來則有一半的機會保留。這解釋為甚麽一些法國刊物如《白畫眉報》（Le Merle Blanc）或《鴨鳴報》（ Le Canard enchainé ）可以經常地刊登一些敢言的文章。一九三九年，一個自由的記者必須是諷刺式的，雖然他時常不情願這樣做，但是真相以及自由都是些很苛求的情婦，因為她們沒有多少情人。
以上簡單定義的精神態度，如果沒有最低限度的堅持的話，都不可能有效地維持下去。誠然，當前的言論自由有一些障礙，但他們並不足以勸卻我們。因為威脅、中斷、起訴在法國常會收到截然相反的效果。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它們是令人氣餒的障礙：頑固的愚蠢、組織性的懦弱、侵犯性的智障等等。這是我們必須克服的最大障礙，而堅持在這裏是基本的美德。作為一個奇怪而明顯的悖論，堅持（或者頑固）也可以為客觀以及寛容服務。
這是一些直到被奴役之前保存自由的規則。而我們會問那然後呢？然後？我們不要太緊張。只要每個法國人在他的周遭，都想保存他所相信的是真的以及正義的，在自己份內維護自由，不要放棄同時認清自己的意志，那麽這場戰爭將會取得意義深遠的勝利。
是的，在這個世紀，一個自由的靈魂是不太情願去感受諷刺的，在一個水深火熱的世界能得到甚麽趣味？但人類的美德在於，面對所有的否定時還能夠自立。二十五年後，沒有人想要重複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這雙重的經歷。我們必須嘗試一個全新的方法，既正義而又慷慨。但是這些只能在已經自由的心靈以及仍有洞察力的靈魂中呈現。要培養這些心靈以及靈魂，或者說喚醒他們，這個既謙虛而又雄心勃勃的工作要回到獨立思考者手中。我們必須堅持但不需要看得太遠。無論歷史會或不會記錄這些努力，都必須有人這樣做。
譯後記：這篇文章本來應該出現的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共和晚報》，一份卡繆（中國大陸譯為加繆）參與編輯的雙面日報，但最終未通過審查。當時戰爭剛爆發不久，但新聞自由已經時常被干擾。在這篇宣言裏，卡繆呼籲所有的記者要維持媒體自由，他同時提出四種方法如何在逆境中去發揚自由，包括：清醒、拒絕、諷刺以及堅持。這篇宣言對於今天依然意義深遠，不只是新聞工作者，而且是任何在系統內覺得身不由己而又想擁護自由的人。這篇文章登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七日的《世界報》。
（譯者係香港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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